多年来，癌症防治一直是困扰全球的难题。不断增长的患病人数、居高不下的死亡率，促使各国各界积极投入其中，寻求解决之道。特别是一些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，通过摸索积累了诸多经验和教训，值得我们借鉴。
5年生存率，中西有别
判断癌症的防治情况有多种指标，如发病率、5年生存率、死亡率等。其中，5年生存率被认为是医学界通行的评估癌症疗效的指标。据介绍，5年生存率是指癌症患者在确诊后生存5年以上的比例。一般认为，癌症经过治疗5年后再复发或转移、扩散的比例很小，所以可被认为临床治愈。
9月14日，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首次公布了该国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。调查显示，所有于2007年确诊并开始治疗的癌症患者中，5年生存率平均为64.3%。另有数据显示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大部分西欧国家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也很高，普遍在70%以上。而我国国家癌症中心、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2014年发布在《国际癌症杂志》上，以2003年~2005年诊断患病人群为基础的数据显示，我国年龄标准化后的全部癌症5年生存率为30.9%，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。
不同癌症在不同国家的5年生存率也有差别。一般来说，乳腺癌、结直肠癌属于治疗效果较好的一类;肺癌、肝癌、胃癌、食道癌则生存率偏低。
2014年发表于《柳叶刀》杂志的《1995~2009年全球癌症生存率调查》数据显示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里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平稳上升，于2005~2009年间确诊的结直肠癌患者中，有22个国家的生存率达到60%以上;17个国家的乳腺癌5年生存率超过85%。所有国家的肝癌和肺癌都是致死疾病，欧洲各国肝癌和肺癌的5年生存率均低于20%，北美为15%~19%。
而在我国，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2014年给出的数据为：疗效最好的女性乳腺癌5年生存率为73%，其次是结直肠癌(47.2%)，均低于上述发达国家。反倒是肺癌、肝癌这些全球治愈率均较低的癌症，5年生存率中西方差别不大，我国肺癌和肝癌的生存率数据分别为16.1%及10.1%。
美国癌症协会近年发布的数据透露，美国人因癌症死亡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。2007~2011年间，男性患癌死亡率每年下降1.8%，女性下降1.4%;癌症总死亡率从1991年到2011年累计下降达22%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医学技术的进步。比如，在今年的第51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，一种名为“免疫疗法”的新癌症治疗方式“亮相”，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援引专家观点称，这种疗法是自化疗以来，癌症治疗领域取得的最大进步。
差距主要体现在三方面
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、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教授在接受《生命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癌症的整体生存率仍处于较低水平，原因主要是癌症构成不同。我国常见的癌症都是预后较差的，如肺癌、食道癌、胃癌和肝癌等;在北美发达国家，预后较好的前列腺癌、乳腺癌等癌症较多发，这部分患者的5年生存率很多都超过90%。此外，多数癌症发现较晚，如肺癌等致死率高的癌症，临床确诊时大多已是晚期，治疗效果很难保证。如果用同期癌症病例进行对比，我国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差别并不大。比如，在我国开展防治工作较早的胃癌、食道癌，5年生存率为20%左右，与美国几乎持平。
在陈万青看来，我国癌症治疗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普及筛查难，一旦发现多已晚期。“在三甲医院，我们的医生临床水平跟西方国家并无差距，甚至在经验及手术治疗上更有优势，但由于我国基层医疗的水平较差，很多癌症都难以在早期发现。”陈万青说，一些地区民众对癌症的防治意识不足，不了解癌症的早期表现，以至于初次就诊太晚。此外，一些西方国家的癌症筛查可以纳入医保，这无疑有助于早期发现癌症;而我国的癌症筛查多以项目形式推进，普及面小，受益人群很少。
药物多为仿制，审批需时日。很多发达国家的医学科研都走在前列。据日本“共同社”报道，日本癌症学会今年10月曾举办特别讲演，由专家面向癌症患者，讲解癌症的最基础知识和最先进的研究动向，旨在获得患者的理解和支持，为临床、新药研究提供更多可能。但在我国，科研项目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并非以实际应用为导向，这使得新研究、新技术的转化能力减弱，与实际脱节现象较为明显。比如，我国临床治疗癌症所使用的药物很多都是仿制药，而进口新药由于必须等到专利保护过期，且要进行临床试验才能通过审批，因此上市时间会有所推迟，导致国内癌症病人用药的巨大障碍。
后期康复重视不足。康复在癌症治疗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陈万青说，任何癌症的治疗目的都不是单纯地延长病人生存时间，更重要是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。康复在提高病患的生活质量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然而，目前我国社会对康复的整体重视度不够，再加上医护人员本就数量不足，“该治的还治不过来，康复就更顾不上了。”
当务之急，预防仍是首位
12月16日，美国《自然》杂志发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研究人员的一篇论文，指出对癌症风险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外在因素，而非基因问题。该结论直接反驳了年初《科学》杂志上约翰•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提出的“坏运气”致癌观点。
陈万青认为，两者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，患上癌症一定有基因发生了突变，而基因的变异又源于很多原因，生活方式选择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所谓“基因决定说”，可以这样理解：本就带有易患癌基因的染色体相对更脆弱，在遇到致癌的外界因素时，也就更容易发生突变。事实上，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中，“生活方式癌”占癌症病人的比例高达80%，也就是说癌症被归属为生活方式性疾病。
正因如此，陈万青强调，我们当务之急还是要做好癌症的预防工作，特别是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，让民众懂得如何尽可能避开致癌因素，了解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尽早就医，这应当是居于首位的、防治癌症最经济实惠的措施。据了解，英国现在对健康生活理念的宣传很下功夫，建议人们每日摄盐量不超过6克，这可以使英国的胃癌患病人数每年减少大约800例。美国人最重要的医疗理念之一也是预防和定期体检。比如，多数美国人喜欢去健身房锻炼，街上也常见到慢跑者，当地政府或大学则会有序地倡导组织步行活动等。
其次是提高筛查效果，加大筛查覆盖面。据《日本经济新闻》报道，为达到早诊早治的目标，日本厚生劳动省也正在准备将癌症筛查率从40%提升至50%。“但在我国实现全民筛查是不现实的，”陈万青说，一则是这样铺开，资金投入实在太大;二则筛查结果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现在大多数癌症筛查的方法都存在争议，体检中流行的肿瘤标志物，更主要是用于临床观察治疗效果，而非确诊癌症，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标志物可用于癌症筛查。
最后，提高基层医疗水平。任何技术的革新，任何高端设备的应用，都不能替代医护人员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做出的专业诊断。如果基层医护人员的水平不足，即便配备了最好的检测设备也很可能出现漏诊。
